文学不能不关心农民
董胜
今冬第一场大雪之后,进入12月的第一天傍晚,我在通州图书馆的阅览室很有些惊讶地看到了作家何向阳的一篇转载于《散文选刊》的文章,这篇不长的小文写了作家读到柳青先生写《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的感触。之前,由于读他的长篇名作少的缘故,只对柳青小说语言留下了凝重、细致的浅浅印象。记得念中学的一篇选自小说《铜墙铁壁》的课文写的是乡村合作社组织农民分马的描述,人物的刻画,对话与场景的自然铺展,犹如走入了那个时代那个乡村。
在这篇散文里,何向阳比较详细地写下柳青这篇书信般的作品全文。作家不仅耳目一新,也让读者重新认识了柳青先生,认识了陕北作家对那片土地深切的热爱。
作家柳青的《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写于1972年。这封“信”曾写于1955年,给了当时的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第一书记未见,被转给当时的中共陕西省委农村工作部。1957年,作者问及第一书记本人查寻,原件已找不到。此后,柳青忙于写作,没有再写。直到他被打成“特务”“黑帮作家”受审病重,长达四年监禁非人的折磨,他于“呻吟床笫之余,又想起这件事情”。而促使他想要以自己羸弱之躯和刚刚恢复名誉的身份,为穷苦的农民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是因为“陕北老家来此探亲的家属和亲友,谈起那些连年干旱所造成的集体经济困难和人民生活艰苦状况,我听了于心不安,促使我重新认真考虑这个建议”。柳青对陕北农民生活的状况是了解的,也是无时不在牵挂的。
柳青在少年时受他的大哥的影响就阅读了《少年漂泊者》等进步书籍,20岁就参加了共产党。22岁奔赴延安。抗战胜利后,任大连大众书店主编。解放战争后期,又辗转回陕北深入生活。解放初期,任《中国青年报》编委、副刊主编。 1952年,他把全家从北京迁到陕西省长安县的皇甫村,时任长安县委副书记。也就是在那里,他经历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各个阶段。并且在他以后创作的长篇小说《创史业》见证了那时代。柳青把家安在了终南山下的偏僻的村庄皇甫村。把一座破庙只稍作修整,当做了住所。到1966年浩劫开始止,柳青在这个山村里住了14年。只到他被迫离开皇甫村时,皇甫村的很多村民不知道柳青是个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量级的作家。
为了创作长篇小说《创业史》,柳青和当地的农民一样剃着光头,穿着对襟黑袄,他也常戴一顶当地农民喜欢的帽子。为了熟悉集市上农民的粮食交易情况,他也和关中农民一样把手缩在了袖筒里,不动声色地和人家捏指头摸价。他的装束,他的模样,谁能知道他是县委常委和名作家。
我曾从一位陕北诗人的诗作中,了解到渭北地区白水县曾经的贫穷。快过年了,诗人和哥哥到村头去迎换了几斤粮的父亲。年幼的诗人饿的曾想着有个老虎把他吞了吧。艰难的日子让人心酸也让人感受着岁月的的磨砺。白水县就是个产苹果的好地方。柳青的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让省领导能够依据渭北的气候干旱、水利受限、地形零碎,机械受限的实际情况,在不宜农业生产背景下,可以大力发展种植苹果,以期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提高当地的生活水准。
柳青毕竟是个知识分子,他不仅大胆地提出苹果产区计划,还比较科学地从土壤潮湿度、虫卵不能过冬、坡地通风透光三方面论述,并搬出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金善宝的日照长温差大糖分积累说支持,谈陕北作为苹果产区优于渤海胶东半岛、辽东半岛和辽西苹果产区的地方,并由此联系到产业移民、作业分配,在“直风梁”上植树养蚕,在沟谷种粮种菜植草,“坡地——梁地——谷地,果树——桑树——粮食,这就是陕北经营土地最理想的经济地理面貌”。字里行间,柳青对陕北的土壤的熟悉情况一目了然。
柳青在文中提到胶东地区苹果产区,烟台苹果在北京最有名,或许在全国也是如此,许多人不知道,烟台苹果的产区是主要分布在栖霞和招远两个县级市。就像龙口的粉丝其实是招远的粉丝厂加工的。喜欢吃粉丝的朋友看看包装的塑料袋上,大都写着招远市张星等粉丝加工厂吧,栖霞和招远这两个县在八十年代之前落后于莱州、龙口、蓬莱,因为这三个县级市都靠海。对于内陆县,招远相对好一些,有黄金,有唯一靠海的辛庄镇。知道吗,我家刚来招远时听说,有的山区的麦子一亩地只打百十来斤,他们吃什么?穷则思变。不是招远的每个镇都有黄金,有的镇过去和曾经的鲁西南一样贫穷,但是,招远和旗栖霞人利用山区的优势,种植苹果,生产独一无二的粉丝,再利用烟台和龙口这两个港口的交通便利,将烟台苹果、龙口粉丝远播海内外。人们知不知道原产地没关系,都是一个地区的,知名度的提高,双方都有实惠。
令我惊叹的是,在1972年,更早些他的那封遗失的信件,一位中国作家就以高瞻远瞩的目光,锐利地发现了陕北贫穷山区能够靠着种植苹果致富。写出《铜墙铁壁》《创业史》的作家,对将来的苹果产区构想的事无俱细:“桑树更新下来的老枝,桑皮造纸制箱,装出口苹果,桑枝编筐,装内销苹果。在经济地理上两种经营这样和谐地全面衔接,也是世界上少有的”,这时的柳青,已是站在与法国南部地中海沿岸和加龙河下游的葡萄产区与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的苹果产区对比角度说着陕北。作家还进一步言说经济结构,从18世纪英国说起,他令人感动地构画农业结构变化之后的延安、绥德、榆林三城市的工业前景,他说水电站——修三至五个,他说铁路——除运蚕丝产品到天津外,“先修最重要的一两条线与华北和关中相通,再修次重要的两条,还需修境内支线”,他说,“使得这个富饶地区的经济得以尽可能充分的发展和这个地区光荣的革命历史相辉映”。
作家何向阳在她的散文写到“正是这最后一句,有一种教人动容的风骨。”柳青先生的作品是那样的凝重而丰富,他的心灵也是那样的真诚而美好,他把心中的牵挂和寄托写进了这封“信”里,同时他在无意间展现了大作家作为作家的责任和风范。
我曾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看到,评论家陈思和对赵树理的小说的评价,说他的小说创作向上传递对生活现状的看法,他的《小二黑结婚》成为农村文化在四十年代变化中的时代印痕。为什么同样写土改,别的作家都是根据土地改革文件铺展惊心动魄的艺术想象力,而《李有才板话》《邪不压正》却土头土脑地描述了农民自身在土改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心态和各种问题。之后,陈思和也提到柳青充满理性思考的农村分析,可惜只有这一句,这一句话就足够了。没有对农村现状的分析,哪能有《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
做为有着强烈责任感的作家,他们对这片土地的爱是刻骨铭心的。作家浩然的创作也始终没有离开过农民。他看望长他几岁的顺义焦户庄农民萧永顺,和他一起盘腿坐在炕上吃饭,萧永顺喝不了的半碗啤酒,浩然一仰脖喝了。浩然在三河开始的文艺绿化工程的初衷,我想他也是看到了反映农村题材的作品假大空现象的存在,他要一生写农民,写不动了,培育的文艺绿化的积极分子继续写。他拒绝了一家酒厂百万元广告费的诱惑,他的言行足以让多次替药厂做虚假广告之嫌的著名解说员和那位喜剧演员蒙羞。
赵树理、柳青、浩然的农业题材的创作,给当代作家起到了示范作用,也给当代作家提出了“作家”这一称号的深挚含义。作家离不开人民群众离不开这片热土,作家应当把人民群众的疾苦放在心上。
当代乡土作家不乏牵系着乡里乡亲的作家,贾平凹的小说《高兴》则反衬出进城农民的喜怒哀乐。还有山东名作家刘玉堂的极富乡村气息的《山里山外》等作品打动着我。一直关注并创作农村题材的河北作家关仁山在长篇小说《天高地厚》的后记写到:农村题材的经典摆在面前,曾使我深感今天小说创作资源的匮乏,想写好乡村小说就像农民增收一样艰难。然而也正因为难,我才不愿意离开这片阵地。农民可以不管文学,但是文学永远不能不关心农民的生存。
现今的许多地方的乡村已经不是他们小时候记忆里的乡村,尽管他们的物质生活富有了盖上了比较好看的房子。但是,他们又一年年离开那片土地,离开牵挂他们思念他们的老人和孩子。我曾读着湖北一位诗人写现今他看到的乡村诗歌而难过。相比较而言,没有或是很少出外打工的胶东地区和那些比较富裕、安稳的乡村的乡村文明仍旧那样充满生机。我虽然没有看杨志刚主演的反映胶东地区的《大秧歌》,我知道一定很好看,因为胶东乡村的乡村味道太浓厚了。许多观众不知道作家张继编剧的《乡村爱情》系列本来讲述的是作家生活区域的故事,也许是因为好看因为东北话的优势,以喜剧味更浓的方式展现在观众面前。我们更希望看到原汁原味的如同《喜盈门》《花开花落》《许茂和他的女儿》那样的电影作品所反映的乡村生活,也希望看到充满生机的陕北、鲁西南等那些为国家付出代价的老根据地的新面貌新气象。我相信,那儿的山依然挺拔,那儿的人还像红嫂一样淳朴。
我从陕北的朋友知道了白水县等地的苹果已经远销海内外,一生牵挂贫苦农民的柳青先生听到了一定非常高兴,他在半个世纪前描画的陕北苹果产区的美好前景也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
2017年12月4日中午完稿